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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传导途径一般有三个基本环节，其顺序是： ① 从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操作

，首先影响的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准备金、融资成本、信用能力和行为，以及金融市场上货币供给与需求的状况； ② 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到企业、居民等非金融部门的各类经济行为主体。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根据中央银行的政策操作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对各类经济行为主体的消费、储蓄、投资等经济活动产生影响； ③ 从非金融部门经济行为主体到社会各经济变量，包括总支出量、总产出量、物价、就业等。

金融市场在整个货币的传导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中央银行主要通过市场实施货币政策工具，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市场了解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控意向；其次，企业、居民等非金融部门经济行为主体通过市场利率的变化，接受金融机构对资金供应的调节进而影响投资与消费行为；最后，社会各经济变量的变化也通过市场反馈信息，影响中央银行、各金融机构的行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货币政策向经济领域各部门、各要素渗透和作用的全过程。正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作用，才使得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和各目标之间形成一个完善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才使得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充分显现出来。该文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历史回顾入手，译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不同经济体制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特点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就各自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应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比较，最后建立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目标，提出了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设想和建议。 本文针对近几年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所暴露出的问题，从理论分析的角度，首先指出当前国民经济活力不足，主要不是货币供应量的问题，而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体制性梗阻；并分析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传导机构和客体缺乏活力、路径过窄、速度下降、动力和信号失真、环境不乐观等问题；其后，论述了在转轨经济时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与实体经济体制不健全之间存在着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的关系；最后，给出了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运行效率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国民经济活力；相互影响；建议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作用过程，也可以说是货币政策各种措施的实施和发生效应的过程。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情况分析，对我们理解国民经济运行特点以及存在问题，是很有用处的。近几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问题暴露的比较充分。今年以来，由于经济开始转暖，货币政策传导问题又可能被模糊。因此，现在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作些分析，以推进相关制度的改革。

一、当前国民经济活力不足

当前，我国经济出现的问题，主要是需求不足，表现为增长速度相对下降，价格总水平出现负值。但最令人担心的是，国民经济的活力不足。活力最大来源在经济基础，在企业，在各类金融组织，在人民群众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人民群众推动、创造和发展的经济。政府引导作用是重要的，但没有生动活泼、创新开拓的民间基础，国民经济就会活力不足。国民经济增长潜力和实绩，固然是引人注目的，但国民经济是否充满活力，才是更重要的。经济增长不论高一点还是慢一点，通货不论是膨胀一点还是紧缩一点，都不能证明这个经济系统是否有活力。经济大起大落，既可能在无活力的国民经济系统中发生，也可能在有活力的经济系统中发生。经济有活力，增长快慢均正常；经济没活力，增长快慢都不容乐观。

在国民经济大系统中，金融活动有些象是这个有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支持着国民经济大系统的正常运行。前几年，金融机构和金融组织比较乱，需要整顿。整顿使相当多的金融组织关闭或重组，这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个过程，对货币政策传导也产生着影响。可以说，国民经济多年来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问题程度上虽有减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企业和基础金融组织的活力不足，以至国民经济活力不足，是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清理整顿与制度创新，堵与疏，外部约束与内部约束，激励与约束等多种关系，都有待进一步理顺。

现在国民经济活力不足的问题，就其与金融活动的关系来看，主要不是货币数量多少的问题，不是货币政策紧松的问题。就近三年情况看，货币与金融运行中，中央银行的各项措施是及时的，货币政策是正确的，只是货币政策执行效果不很理想。其中原因，是货币流动渠道不畅，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体制性的梗阻。货币政策推动了经济目标的实现，但传导机制不灵减弱了货币政策效果。近两三年，货币传导机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比货币供给量影响更大。通俗地讲，我国当前问题，不是没水，而是水渠不畅。不是水少造成旱情，是有水但渠道不畅造成了旱情。需要讨论的重点不是放不放水，而是如何修整好水渠。换言之，货币传导机制的问题比货币供应量多少更重要。

货币传导机制是以金融体系为依托的，没有健全的金融体系，就没有良性的传导机制；反之，没有好的货币传导机构，就没有可能发展和巩固好的金融体系。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既是货币供应量渗入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过程，又是货币存量与收入流量转化的过程。通过货币政策传导，货币供给量发生增减，对各种产品的价格和产量发生影响。价格和产量变化，又反过来影响货币供给量。渗透在国民经济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国民经济活力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实体经济上出现的结构不合理和供求失衡的问题，既与金融活动存在的问题相关，也是金融活动产生问题的基础条件。货币传导机构出现的问题，究其原因，是货币传导机制的诸多要素缺乏活力，是金融体制性萎缩带来的结果。

二、对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素的分析

通常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析，把重点放在研究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和中介目标以及最终目标上。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确定，是近些年金融体制改革中的一大进步。但是，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不能过分高估中介目标的合理性。没有利率市场化，就没有能判断货币供给合理与否的真正尺度。这里我不讨论货币政策目标问题，想重点分析一下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那些承担传导任务的机构和经济变量所出现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有六方面的问题：

1、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机构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大银行病，是动脉硬化。 90%以上的存款在向大银行集中，投资环境不好，贷款风险大资金很难贷出。因此，一度时间，大银行不用央行的再贷款反而还再贷款；大量购买国债不愿卖给央行，胀肚子，消化不良。基础货币投放萎缩，集中反映为大银行上不能吐，下不能泻。结汇渠道和贷款渠道两条大动脉出现体制性萎缩，货币供应自然就下降了。这种情况导致的效应，与美国30年代因银行倒闭而出现货币供应收缩是一个道理。总之，这是货币流动主渠道有了病。从国民经济角度看，就是储蓄持续增长，而投资持续不振，形成了资金的负缺口。二是小机构病。基层金融机构困难重重，活力不足，可称之毛细血管大片溃烂导致失过量失血。这里既有大商业银行将省市分支机构贷款权力回收，信贷活动越在基层越显单薄。更有一大批城乡金融机构，如城市银行、农村信用社、各种基金会，正在整顿，问题不少。确实是毛细血管失血，使县及县以下的经济活动缺乏活力，忙于救火，金融支持和服务很难真正有效地开展。

2、传导机制的客体即企业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由于整体经济尚没走出供大于求的困境，因此，相当多的企业缺乏生机，甚至不少奄奄待毙，需要重组或者关闭、破产。作为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货币供给的主要接受者，这样一种状况，大大降低了对货币需求能力，大大降低了银行贷款的信心。现在金融界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国有企业信用等级呈走低趋势，贷款存在资金陷阱问题。客观上讲，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转轨中面临的种种困难，并不完全是自已的过失，但并不能因此而不付出改革的成本。为支持国有企业发展，国家要求国有专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给予贷款支持。虽然《商业银行法》的出台和金融风险加大，迫使行政性干预有较大收剑，但以各种名义下来的政策性倾斜贷款，仍然不可能根本上杜绝。而且，越是大型企业，越是贷款大户，行政性干预就越难拒绝。其中，相当部分的企业用贷款去维持和解决生存问题，比如发工资

，或者还欠款。这种情况使金融机构行为变异，也使货币政策效果很少达到预期目标。

3、货币政策传导的路径过窄。这里有三条路径可以考虑。一是基础货币投放路径。这是央行与国有大银行关系为主线的，也是与结汇和贷款情况相关的。去年以来，在再贷款上有所作为，使这个路径上基础货币投放有所扩大。面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贷款增量占基础货币比重上升的态势，进一步设计央行的相关举措，进一步引导好大银行的认同，是很重要的。二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这也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发达国家经验证明，金融市场是否发达，对货币政策传导很有影响。但现在我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反映出来的不是对货币政策的正向响应，而是没有反应，或不正常反应。这与我国金融市场现状有关。比如，前两年，银行同业折借市场有行无市，自然缺乏应对货币政策的传导的相应行动。在证券市场上，也多次出现对货币政策比如调利率的无反应，或逆向反应。其中问题还是出在体制上。又如，

保险市场银行利率下调后保险公司上存商业银行的保费收入因受到利息降低影响本应减少存款，但实际上不降反升。这些情况，反映了进一步完善贷币和资本市场的必要性。三是财政渠道。当基础货币投放通过金融渠道确实困难时，可以考虑动用财政渠道。财政通过特种融资形式，代替了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直接将货币供应到社会上。（注：请参考我去年在《财贸经济》第8期《通货紧缩、需求不足与政策思路》一文）当然，相对于货币传导其他路径，这是辅助性的路径。同时，这只是货币传导路径，而不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

4、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下降。如果继续用血液循环系统的比喻，那么，在这里出现的是血粘稠问题了。反映在货币流通速度，就是相对的下降。我们常用GDP与M2的比例（GDP/M2）作为判断货币流动性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从1996年以来一直在下降，1999年上半年，这个指标为1991年以来最低点。人们持币倾向提高，往来减少，资金沉淀，资金的流动性严重不足，使货币供给量大大下降。这方面，已有若干文章专门进行过论证，这里就不再重复。

5、货币政策传导的动力和信号有失真问题。执行积极的货币政策，除了直接调控时的手段外，间接调控手段往往存在着利益引导机制。当货币政策传导的动力不足或信号失真，由此会引起血压偏低现象。以利率为例，现在利率没在完全市场化，重要金融产品流通没有价差或价差过小，就形成不成有力的流通，也就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不力。这两年这个问题有所缓解，1998年央行扩大了商业银行对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1999年将县以下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20％扩大到30％，不久前央行又批准中国银行调高外币存贷款利率等，但利率市场化远没完成，最重要的金融产品如存贷利率，也必须市场形成，才能真正形成货币政策的良好反应机制。其次，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信号，起着调节供求的作用。在调节资金供求过程中，就会出现无效调节、逆向调节或过度调节的问题。从这一角度看，可以说在货币传导机制中，还存在神经系统紊乱的问题。

6、货币政策传导的环境不容乐观。首先是经济形势的大环境，这是最关键的。相对而言，当经济活动旺盛时，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也大大加快；当经济偏冷时，比如出现市场疲软时，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也大大下降了。这就好比，天热了，人的血液循环加快了，反之，就会慢一些。究其原因，经济大环境对经济主体的决策和投资选择影响很大，进而会影响到各类经济主体对货币流的态度，影响到货币政策传导的速度。比如，1999年大环境比较偏冷，既使有货币，但贷出并不流畅。而今年经济形势有恢复迹象，在向回暖的方向前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似乎就通畅一些。其次，是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服务的关系。这也是大环境中的周边环境建设问题，是金融系统运行中最关键的问题。如果协调得不好，不论是那方面位置畸重畸轻，都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忽视金融服务，货币政策就传导不下去；忽视金融监管，货币政策传导中就会出现过度反应，出现过热。就当前存在的倾向看，现在似乎这样讲比较有针对性：没有贷款的增长，不良资产化解难以收效；只有在经济发展中，金融风险才有可能化解。

最后，还有一个货币传导的规模问题需要讨论一下。对货币数量规模判断人们多用M1或M2，并把它们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这个问题讨论很长时间了。我这里只是想指出一个问题，即在发达国家信用工具极为发达和方便下的标志，短期和定期存款，可以视同货币供给。正如西方人身上携带的各种存款信用卡，就可以直接当货币使用。而在我国，信用卡并不流行、普及，使用起来也没有那么方便，因此，存款额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现为可以随时使用的货币。简言之，存款增长就是存款增长，很难直接成为货币供应量的标识。正因为如此，虽然经常我们借用M0、M1和M2比较好的增长，说明货币供给量合理时，却往往会发现，与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反应经常不一致。过去两年情况就说明，真正使人们发现货币供给不足的，还是基础货币这一指标。当然，货币传导规模还有一个放大机制问题，即货币乘数问题，指金融机构通过派生存款机制放大倍数地向社会供给现金和存款货币。这里也不展开讨论了。

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与实体经济体制的不健全的相互影响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货币政策，只有信贷政策。资源配置是计划机制。钱随物走，物由行政确定的，资金供应自然也是由行政或说计划确定。传统体制下体现的是供给管理下的资金需求，与市场经济下的需求管理及其伴生物货币政策不是一回事。这一时期，货币政策传导也因体制特点而很少存在阻滞。货币供给完全服从于国家的物质资源配置，是由经济运动决定，因此货币是内生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不断深入，中央银行调整货币的手段发生了变化，金融宏观调控由直接调控逐步转向间接调控。货币供应总量由完全通过指令性计划控制的变量，变为间接调控下内生性和外生性并存的变量。中国的货币供给机制也初具市场经济的框架，初步形成了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企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但是，在转轨时期，完备的金融制度和环境还没建立起来，在以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的转变过程中，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受到一定限制。由此也决定我国的货币仍具有很强的内生性。

在实体经济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内生性常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并与实体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的关系。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往往造成实体经济缺血或贫血，国民经济活力不足，无疑会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健全发展；而实体经济体制不健全，国民经济缺乏活力，势必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滞，资金在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间空转，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

2014年财税改革哪些内容令人期待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谓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的好与坏就会直接影响经济运行。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形势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摘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政策工具，二者都是从价值上来影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以实现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协调这两大经济手段，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首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缺乏全局观念。现实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上都是由各部门根据自己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以本部门的经济利益为基点、依托自己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机制而制定。财政和金融部门之间也缺乏稳定的沟通机制，致使两大政策的搭配方式和调控力度很难准确把握，乃至出现逆向调节和相互抵触。其次，财政调控能力弱化，金融调控独木难支。我国的年财政收入比重逐年下降，致使财政调控缺少必要的物力基础。而金融业的持续发展，富集了足够的财力，承担起了本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商业银行既是货币政策的调控对象，又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者，由于银行承揽了本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使货币政策执行结果偏离既定目标，甚至扭曲变形。第三，财政与银行职能错位，影响两大政策的配合。长期以来，财政和银行关系不顺，使调控职能相互错位，影响配合绩效。银行挤占大量财政资金，干扰了财政的调控效果。银行代行财政宏观调控职能，突出表现在用银行贷款维持亏损企业运转和代行社会公共保障职能。银行信贷资金成为社会投资的资金主源，银行承担总量和结构调控职能，但其成效并不显著，结构矛盾不但没能有效解决，反而日趋突出。

　二、现阶段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态势分析

　1.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得的主要成效。我国经济运行，自1992年开始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到1997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此后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目前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出现了宏观调控奏效、市场化水平显著提高的良好态势;

　2.目前宏观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国有企业困难日益加剧，效益下滑严重，亏损额大幅增加;国有企业债台高筑，社会负担沉重及长期技术改造不足等老问题，依旧未得到缓解，国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比重不断下跌。与此同时，企业开工率不足，大批企业职工下岗待业，市场缺乏活力。财政、货币政策对结构调整成效不大。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结构上的矛盾，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层次低、地区产业趋同化严重。负数的通货膨胀率显现总需求不足;

　3.财政货币政策调控中面临的困难及协调配合的深层次矛盾。一是财政状况举步维艰。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改变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是否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政策的前提和重要保证。二是金融形势不容乐观。主要问题银行经营效益下降、债务问题突出，资产质量恶化，对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产生较大压力。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缺乏固定配合程序，致使二者配合不规范。财政货币政策在经济运行和体制改革的某些重大问题上配合不够;

　4.财政秩序混乱方面表现为：(1)基本财务制度不健全，企事业单位，基层财政部门自己采用造假帐的方式，将预算内资金转移到预算外，将制度内资金转移到制度外，逃避监管;(2)多头开户现象严重，给审计和监管工作带来许多困难;(3)有关制度不够严格规范，各级政府自行随意减免税、擅自征收各种费用和基金的情况普遍存在：(4)分税制与分灶吃饭并存，省以下分税制尚未真正建立，中央至乡五级财政制度不够健全;(5)财政退库管理不严格，加大了财政补贴和财政支出。同时，与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成对比的是，各级政府掌握的预算外资金不断增加，加上预算体制外资金，已超出预算内收入，且游离于预算管理和财政部门之外，长期失控。信用秩序混乱，企业商业关系混乱。

　三、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战略构想

　1.规范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程序和机制。设置一个能超脱财政和银行部门利益、并能从国民经济全局着眼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常设或非常设机构，其职能在于规范程序和机制，不但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各自特点及配合效应选择具体的配合方式，并随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政策偏差，而且要及时仲裁和处理关涉各方利益的冲突和矛盾，以消除双方的摩擦。协调财政和银行的关系，使财政货币政策和经济运行机制相契合;

　2.明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侧重点。货币政策侧重于效率原则，以保持经济的活力和高效财政政策侧重于公平原则，以发挥其稳定经济的作用。经济发展既要效率，也要稳定，面稳定又是以相对公平为前提的，制度构架既定，则只有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通过税收、公债、政府采购和转移支付等手段实施宏观调控，以利于解决失业、收入不公和公共物品受益程度差异等问题;

　3.强化金融与振兴财政并举。一是继续推进税制改革，依法治税，有效征管，保证税收应收尽收;二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没有统一的财政，就没有财政的振兴，政府分配从来都是以财政集中性分配为主渠道，政府必要的收费只占很小的比重。而我国的财权极度分散，各级政府的分配极不规范，既扰乱了分配秩序，又减损了国家财力，也弱化了财政能力。发展政策性银行业务，建立政策性银行正常、稳定的融资渠道，保证资金来源，使政策性银行成为控制投资总量、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力量目前应主要着力解决政策性银行筹资渠道单一、资金使用绩效欠佳的问题;

　4.着力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的结合部。A：国债管理政策。国债既是经济调节的重要手段，也是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的重要关节点。以我国实践看尚须创造条件，提高央行国债资产比重;强化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完善国债市场，做到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及运行市场化;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为财政发债创造良好的利率条件。B：财政投融资。首先，财政投融资的政策性直接体现着政府的财政意图。其次，市场经济中，银行和企业投资必然受利益机制的驱使，使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不足，而建立财政投融资，即可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使之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相适应。在资金来源上，不仅应包括国债和财政拨款，而且应当逐步把邮政储蓄存款、社会保障基金结余等纳入;在资金使用上，既要强调宏观意旨，也要注意资金的使用绩效与合理回收。C：国有企业。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社会负担过重、政企不分、过度负债、信用紊乱等问题，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有些只需财政或货币政策的某一方面即能解决，更多的是需要两大政策的协调合作。财政和银行应以资金和政策等方面协同支持国有企业运用集团制度、公司制、股份制来加快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推动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和规模经营。

　参考文献

　[1]汤武.探索改善金融生态的新模式[J].中国金融，2008(23)：77-78

　[2]周振华.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

　[3]郑长德.中国区域金融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07(06)：28-36

重磅，2017年中国宏观政策怎么走

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此次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总结2013年经济工作，提出2014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涉及财税体制改革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必须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扩大“营改增”试点行业。

与此同时，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财税改革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楼继伟表示，我国将建设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现阶段，深化税制改革需要把握以下几点：一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节社会财富分配、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二是坚持税费联动、有增有减，保持宏观税负相对稳定。三是有利于培育地方主体税种，调动地方组织收入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四是尽可能不开征新税种，适当简并现有税种与税率，税制设计尽可能简单透明，减少自由裁量权，降低征管成本。五是加快税收立法步伐，推进依法治税。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在《求是》上也发表了题为《深化税制改革 服务发展大局》的文章，该文指出了目前我国深化税制改革的意义及深化税制改革的战略部署。

2013已步入尾声，2014即将来临。那么，在2014年，我国的税制改革将如何推开，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业界人士。

税收立法

落实税收法定并“开门立法”

目前，税收立法体系呈现出“行政立法为主、人大立法为辅”的格局，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成为我国税收法律的主体。在现行18个税种中，只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是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的，其余15个税种均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规定，各实体税法的实施细则主要是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政府主管部门制定。

近年来，不少业界人士积极呼吁全国人大收回税收立法权。2013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32名代表联名提交议案，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收回对国务院制定税收行政法规的授权;11月2日召开的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2013年学术年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我国的税收立法授权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

王军指出，应落实税收法定。这是税制改革的原则，也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内容之一。

落实税收法定必须完善税收立法。“税制改革要于法有据，使深化税制改革具备健全的法律保障。需要立法的要积极推动立法，需要制定条例的要制定条例，需要修法或修改条例的要抓紧推动修改。一些重要改革措施需要得到法律授权的，要按法律程序进行。要不断提升立法层次，推动将一些税收法规规章上升为法律，提高法律效力等级。”王军说。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税收系主任朱为群教授在接受《财会信报》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时指出，目前税制改革应以立法先行。

朱为群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于未来的税制改革提出了目标和任务，特别强调了依法治税，体现了立法先行的方针。首先，在公报有关完善财税体制的八项改革目标中，“完善立法”位列首项;其次，在《决定》中明确提到“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再次，在具体的税制改革措施中，有关增值税扩围、消费税制度改革、资源税改革和环境保护费改税都需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特别是房地产税改革方面突出了立法先行的法治取向，这意味着未来的房地产税制改革不再扩大试点，而是要立法先行。

楼继伟也明确表示，应加快房地产税立法，适时推进相关改革。完善房产税等相关制度，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引导居民形成合理的住房消费，也有利于为地方政府提供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要坚持积极稳妥的方针，认真总结房产税改革试点经验，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立税清费，适当减轻建设、交易环节的税费负担，提高保有环节的税收。

在推进税收立法过程方面，朱为群建议，应增加民众的参与度。

“由于税制改革涉及广大民众的切实利益，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制改革直接面向个人和家庭，其改革方案和法律规定是否能被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支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和适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民众的广泛参与是现代财政的重要社会基础，也是税制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提高民众对税制改革决策的参与度，也是增加财政透明度的重要方面。期待2014年的税制改革更多面向社会民众，而不是停留在政府官员和部分专家的小范围内部讨论，逐渐将‘闭门立法’模式转向‘开门立法’模式，真正体现税制保障民生的根本宗旨。”朱为群说。

“营改增”

全面实行“营改增” 并简化税率

刚结束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扩大“营改增”试点行业范围。这是2014年税收制度改革的主基调，也是2014年税收改革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

楼继伟指出，应全面推进增值税改革。按照税收中性原则，全面实行“营改增”，建立符合产业发展规律、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消除重复征税问题，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激发企业活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与商业模式创新。今后，要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全面实行“营改增”的基础上，适时将其他服务行业分步纳入改革范围，实现“十二五”完成“营改增”的改革目标，同时，适当简化税率。

目前，“营改增”正在扩围。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明确从2014年1月1日起，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并规定铁路运输和邮政业适用11%的税率。

至此，交通运输业全部纳入“营改增”范围，“营改增”的试点范围正朝着有序扩大、政策进一步完善迈进。专业人士分析认为，铁路运输和邮政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与众多行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这两个行业纳入“营改增”试点后，将使许多企业的抵扣项目增加，从而进一步发挥“营改增”在结构性减税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重要作用，使这一重大改革的红利持续显现。

为了推进“营改增”的顺利进行，2013年，财税主管部门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3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跨境应税服务增值税免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52号)等。

税收实务专家、济南地税局稽查局税务干部潘洪新表示，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自2013年8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开，从试点情况来看，效果良好，但由于是分步实施，增值税抵扣链条并不完整，试点过程中反映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了扩大“营改增”范围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所以，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改增”范围是大势所趋。下一步，应进一步考虑扩大范围，如将建筑业纳入“营改增”范围，同时，逐步简化税率，充分发挥增值税的功能。

消费税

消费税改革或将先行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系列税制改革中，消费税改革或将先行。原因在于考虑到“营改增”后尽快给地方政府稳定税源，而房产税等改革推广还面临立法、住房信息联网等诸多问题。有接近官方人士表示，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认可将消费税收入给地方。

《决定》提出，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

据了解，消费税是1994年税制改革时设置的，是对货物征收增值税以后，选择性征收消费税，目前共有14类商品被征收消费税，烟、酒、化妆品、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鞭炮、烟火、成品油、汽车轮胎、摩托车、小汽车、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木制一次性筷子和实木地板等名列其中。国内消费税的税基是这14类特定商品的销售额或销售量。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介绍，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税制改革中，对消费税改革定调为“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而不只是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表明政府改革决心很大。

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国内消费税实现收入6 353.98亿元，同比增长3.8%，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7个百分点。分产品看，部分主要税目收入增速回落较大。烟、酒、成品油消费税比去年增速分别回落了6.2、18.6和8.5个百分点。

对此，楼继伟表示，应进一步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功能。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现行消费税制度存在征收范围较窄、课税环节单一且靠前、税基偏小、税率结构欠合理等问题，对消费行为调控作用总体偏弱，迫切需要进行改革。消费税改革的重点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适当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产品以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等纳入征税范围;调整征收环节，弱化政府对生产环节税收的依赖，促进解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问题，努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调整部分税目税率，进一步有效发挥消费税的调节作用。

“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纳入消费税范围近两年一直在提，但是一直没有太大进展，主要原因就是目前很多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对地方经济拉动作用还比较明显，纳入消费税后肯定会对这些行业产生严重冲击，甚至不少企业可能倒闭或者外迁，因此落实起来可能面临比较大的阻力。”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表示，把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纳入消费税范围是一种非常市场化的做法，在国外被普遍采用，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提高相关产品价格，以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运用消费税这样一个经济杠杆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节能降耗，它可用的空间应该是充足的。对环境资源造成明显压力的相关高污染产品增加税负予以约束，经济的合理性也是比较明显的。

不过，因为消费税改革涉及广大消费者切身利益，向高污、高耗能产品征收消费税可能对百姓生活品质造成负面影响，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恒建议，“有关部门应在充分算账的基础上，谨防消费税扩围推高民生成本，适度确定税率。”

优惠政策

将建立全国统一的税收优惠体系

“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全国统一的税收优惠体系，是现代财政制度的需要，能进一步优化税收环境，推动社会公平竞争和统一市场建设。”中南大学PPLG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孟著在接受《财会信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研究制定独立的专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法规，是2014年财税部门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

目前，各种税收优惠区林立，已批准或正在申请待批的优惠政策几乎涵盖了全国所有省份。有些地方政府或财税部门执法不严或出台“土政策”，甚至通过税收返还等方式，变相减免税收，制造政策“洼地”。

税收优惠的经济实质是一种政府补贴，正当的补贴理应起到调和不同地区、群体差距的作用，但我国的区域税收优惠目前主要集中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地，对地区不平衡是一种逆向调节。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各地已经出台实施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共有30项之多。虽然说，这些政策确曾一度发挥过激活市场、激发资本等积极作用，然而，科学的财税体制应该维护市场的统一。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过多过滥，不利于实现结构优化和社会公平，影响了公平竞争和统一市场环境建设，不符合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

对此，《决定》明确指出，“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楼继伟表示，下一步，要清理已经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执行到期的应彻底终止不再延续，对未到期限的要明确政策终止的过渡期，对带有试点性质且具有推广价值的，应尽快转化为普惠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对此，杨孟著预计，2014年在运用税收激励政策促进企业创新方面会有新的举措，包括继续落实实施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等。

发挥税收在促进企业创新中的激励作用，搞活企业微观主体，对于实施国家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意义重大。杨孟著称，这些政策包括：企业按当年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的一定比例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以及当年抵扣不足部分可以在以后年度继续结转扣除;用于研究开发的仪器和设备，单位价值在规定金额以下的，可一次或分次摊入管理费;对国家高新区内新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继续实行自获利年度起两年内免征所得税，两年后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实行投资收益税收减免或投资额按比例抵扣应纳所得税额等税收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在一定期限内免征营业税、所得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

一、现代宏观经济理论所建议的宏观政策目标

宏观经济理论所建议的政策目标并非是一成不变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政策目标主要是实现经济稳定，平抑经济的短期波动，从而尽可能使社会福利水平最大化。具体而言，经济稳定主要包括增长稳定与物价稳定两方面。短期内，增长稳定与物价稳定之间存在权衡取舍的关系，比如在特定时期政策制定者需要适度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以避免经济增速的大幅下滑。长期中，增长稳定与物价稳定则不存在取舍关系，而且保持较低且稳定的通胀环境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尤为重要。由此，多数国家的宏观政策采取阶梯目标策略，即将物价稳定作为宏观政策的长期目标，而在短期内依据经济形势变化在增长与通胀之间进行有约束的相机抉择。

然而，政策实践表明，宏观政策只关注经济稳定是不够的，还应关注金融稳定。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大缓和时期，美国经济虽然在宏观政策的有效调控下长期保持稳定，但是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不断加剧，最终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最近的一些理论研究也发现，良好稳定的经济环境往往会增加市场参与者的风险承担激励，从而会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程度。同时，在金融加速器的放大机制作用下，一旦金融市场出现较大幅度波动或金融体系运转不畅，很容易导致经济陷入长期且深度的衰退之中。正因如此，现代宏观经济理论打破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保证经济稳定就能保证金融稳定这一传统观点，认识到金融稳定也是宏观政策必须关注的重要目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实现经济与金融的双重稳定成为了宏观政策的核心目标。美联储、英格兰银行以及欧洲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保证经济稳定的同时，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均被赋予了更重要的职责。以美联储为例，2010年签署实施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赋予了美联储对系统重要性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储蓄类控股公司的监管权力，从而强化了美联储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作用。不仅如此，一些发达经济体还增设了专门负责监控与防范金融风险的职能部门，比如美国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协会（FSOC）、欧洲成立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RB），以进一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宏观政策工具也根据政策目标的调整发生了变化，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同被视为重要工具。其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实现经济稳定的主要工具，且货币政策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宏观审慎政策则是实现金融稳定的主要工具。

二、我国宏观政策目标的演进路径及其考量

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面临着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因此宏观政策目标一直在不断调整与变化之中：2012年宏观政策目标定位于“稳增长、调结构、管理通胀预期”；2013年调整为“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2014年是“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2015年是“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2016年进一步扩充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总体上看，新常态以来，宏观政策目标的制定体现出以下三方面特点

（一）高度重视经济稳定，始终将“稳增长”列为首要目标

2012年以来，“稳增长”一直列为宏观政策目标的首要位置。其原因如下。

1. 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同时全球经济也进入新平庸阶段，国内外需求双双萎靡导致我国经济始终存在负产出缺口，需要宏观政策进行逆向调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一直没有实现原先所预期的“V”型复苏，而是陷入了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经济增速始终显著低于危机前的水平。IMF总裁拉加德将这一状态称之为全球经济的新平庸。受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我国经济的外部需求显著萎缩，出口增速由2011年的20%左右大幅下滑至2016年的-8%左右，同时新常态下消费与投资两大需求的增长速度也在持续下降（见图1）。由于三大需求均较为疲软，根据笔者测算，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的实际增速始终低于潜在增速，产出缺口处于-0.3%到-1%之间（见图2）。宏观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对短期经济波动进行逆周期调节，使经济体的实际增速向潜在增速靠拢，因此新常态下宏观政策需要把“稳增长”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2. 为了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与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国经济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指，“在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建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第一个百年目标，需要“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可见保持我国经济的较快增长是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前提。同样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标志是我国人均GDP水平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截止2015年底我国人均GDP为8000美元左右，离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人均GDP在12746美元以上）仍有一定的差距，由此也需要经济增速继续维持在较高水平。

3. 新常态下就业压力持续增加、社会保障体系发展仍相对滞后，难以承受经济增速的过快下滑。就业方面，虽然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自2012年起开始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就业压力开始减轻。一方面，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使每年都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另一方面，高校的不断扩招使每年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屡屡创下新高。人社部的数据显示，“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我国城镇每年需要安排的劳动力均保持在2500万左右，高于新常态之前的“十一五”时期。可见，新常态下就业压力在进一步加剧。

社会保障方面，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城乡与地区之间的社会保障水平差异较大，养老、医疗等保障制度甚至呈现“嫌贫爱富”的特征，由此很难在经济快速下滑时期给予困难群体充分保障。而且，政府对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占比仍偏低，一旦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导致财政收入增速下降，政府的民生支出很可能难以满足民生领域的刚性需求。因此，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也着重强调“稳增长主要是为了保就业、惠民生”。

（二）对金融稳定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过去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制定下一年宏观政策任务时均强调要加强对金融领域风险的防范，重视程度不断提高。2011年底的会议指出要把“有效防范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放在宏观调控的重要位置”；2012年底的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2013年底的会议提出要“着力防控债务风险”，并将其列为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2014年底的会议指出要“强化风险防控”，并将其与“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等重要任务并列；2015年底的会议则正式将“防风险”列入宏观政策目标之中，指出2016年宏观政策要“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对“防风险”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既与宏观政策应关注金融稳定这一宏观经济理论的新共识相吻合，也是因为新常态下我国的金融风险持续上升，尤其是债务率的快速攀升导致债务风险不断加重。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债务率已由2008年的147.0%大幅上升至2015年底的249.4%，增幅显著高于日本、美国等其他主要经济体，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率更是高达165.4%，位居全球之首（见表1）。而且值得警惕的是，各个金融风险之间还存在着联动机制，比如债务风险与资产泡沫风险交织在一起，易使经济陷入更为严重的“债务-通缩”危机，从而进一步加剧我国的整体金融风险。因此，在宏观政策层面上有必要高度重视防范金融风险。

（三）根据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兼顾“调结构”等其他目标

从过去5年的宏观政策目标来看，我国宏观政策不仅关注“稳增长”与“防风险”，而且也关注“调结构”、“转方式”、“促改革”等其他目标。这虽然与现代宏观经济理论所建议的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目标有所偏离，但主要是基于我国经济现实情况的考虑，有必要性与合理性。

尤其对于“调结构”而言，过去几年一直作为宏观政策关注的重要目标。究其原因，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多是基于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但是与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较为稳定不同，我国经济结构一直处于调整之中。新常态以来我国的产能过剩等问题更为严重，结构调整任务更为迫切。如果宏观政策不考虑这些结构性问题，继续实施“大水漫灌”的刺激政策以维持经济较快增长，很可能将进一步加剧经济结构的失衡，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因此，宏观政策需要实现经济结构内部的“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协调好“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关系。

宏观政策对其他目标的关注也是针对当时经济形势的需要。2012年宏观政策注重“管理通胀预期”是因为2011年的通胀势头较猛，CPI和PPI涨幅分别高达5.4%和6%，由此要求宏观政策必须要遏制物价水平的过快上涨。2013年宏观政策目标对“转方式”的侧重，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相契合。由于以往高投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宏观政策需要“在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实现增长”，“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2014年宏观政策更加关注“促改革”，则是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深化改革大方向相一致，当时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寓改革于调控之中”的新思路。2015年宏观政策虽然又再次把“转方式”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但也提出了要继续“狠抓改革攻坚”。2016年宏观政策对“惠民生”的强调更多是考虑到“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扶贫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平均每月要减少贫困人口100万，“时间非常紧迫、任务非常繁重艰巨”，需要宏观政策兼顾“惠民生”。

三、2017年宏观政策目标解读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2017年宏观政策目标定位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虽然与2016年的“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目标相比，2017年宏观政策目标有所调整，但是整体上仍然延续了过去5年宏观政策目标制定的基本思路。

（一）“稳增长”和“防风险”与现代宏观经济理论所建议的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双重稳定目标相契合，也是2017年宏观政策的核心任务

2016年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至6.7%左右，为近20多年来的最低点。而国内外研究机构普遍预测，2017年我国经济增速还将进一步放缓，很可能降至6.5%左右。面对增速的下行趋势，宏观政策需要积极应对。一方面，根据笔者测算，2017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速为6.7%左右，实际增速降至6.5%左右意味着2017年将存在0.2个百分点左右的负产出缺口。这就要求宏观政策发挥对短期经济波动的逆周期调节作用，熨平产出缺口。另一方面，当前我国面临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重要任务，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由此需要“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2016—2020年平均经济增速至少要达到6.5%。鉴于上述两方面原因，2017年宏观政策需要继续高度重视“稳增长”。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面临的金融风险日益严峻，不仅高企的债务风险没有得到有效缓解，而且其他领域的金融风险也出现了加剧态势。 一是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走高，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已达到1.76%，为7年来最高水平。而根据中金公司测算，银行表外业务的风险敞口规模更是达到40万亿元左右，可能会进一步带来3.2—4万亿元的不良贷款，显著高于表内的不良贷款规模，由此反映出银行不良贷款风险实际上更为严重。 二是由于实体经济持续低迷，资金“脱实向虚”倾向较为严重，从而导致“衰退式泡沫”风险仍然较高。2015年的股市泡沫和2016年的房价泡沫都是典型的“衰退式泡沫”案例，而在2017年“衰退式泡沫”有可能会以新的形式出现。 三是人民币大幅贬值与资本外流风险也在进一步加大。自“811汇改”以来，截至2016年底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幅度已超过了10%，外汇储备消耗了约6000亿美元，降度达1/6。考虑到美国在2017年将加快加息的步伐，这将使我国承受更大的汇率贬值与资本外流压力。可见，2017年宏观政策的“防风险”任务十分艰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因而明确指出要“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二）“促改革”、“调结构”和“惠民生”主要是基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保证社会大局稳定的现实考虑

2017年宏观政策高度重视“促改革”和“调结构”，尤其是将“促改革”将列在仅次于“稳增长”的位置上。这主要是考虑到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针对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等结构性问题，“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2016年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抓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部分行业供求关系、政府和企业理念行为发生积极变化”，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包含了“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以及“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等重要内容。因此，宏观政策需要注重“促改革”与“调结构”，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

宏观政策关注“惠民生”，则重在保证社会大局的稳定。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可见保持社会稳定是推进各项经济工作的关键前提。目前我国在社会民生方面确实面临着较大压力。一是居民收入增速下滑较快，2016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仅增长6.3%，近六年来首次出现低于GDP增速的情况，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更是下滑至5.7%。二是贫富差距持续高企，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显著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而更能反映贫富差距情况的财产基尼系数更是在0.7以上。三是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尤其是2017年高校毕业生数量预计将达到795万人的历史最高点，“去产能”进程的深入推进或将带来局部地区的失业潮。有鉴于此，2017年宏观政策有必要兼顾“惠民生”，深入细致地做好社会托底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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