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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大贬值
众所周知,每一轮的美元加息,都会引发海外美元回流本土,导致全球各国,尤其是依赖外资的新兴发展国家(如巴西、印度、越南、土耳其等),出现货币大贬值的现象。
贬值的原因也很简单:外资想要撤离某个国家(假设是F国),就会抛售F国的股票、基金、债券、房屋等资产,套现得到F国的货币;但外资不可能把F国货币带回美国,他们需要先把F国货币兑换成美元后,再流回本土。
二、经济大衰退
每次美联储加息周期开启时,新兴国家都会提高本国利率,以抑制外资流出的速度和货币贬值的趋势。
不幸的是:美联储每次加息,都是在全球经济危机后;这时候美国割了一波全球的韭菜,经济复苏得差不多了;而新兴国家复苏滞后,还没有完全挺过来。
三、债务大崩盘
正如前面所说,美联储加息会导致新兴国家货币贬值,这极有可能引发一个国家的债务大崩盘,特别是外债高垒的国家。
正式加息后,外债占GDP比例太高的印度、越南、巴西、墨西哥,也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四、股价大跳水
美联储加息,外资想要撤离一国,必然先把手中的股票、基金、债券等资产抛售套现,这肯定会引发股市、债市价格的大跳水。
上一次美联储加息(2015年12月)后,新兴国家股价普遍出现了股价暴跌现象:上证指数跌了25.8%,巴西、墨西哥、泰国、印度股指,也都普遍跌了5%-20%。
五、恶性通货膨胀
如果在美元加息外资撤离的周期中,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太狠,其国内将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原因很简单:这个国家需要进口的能源、机器设备、核心零部件、粮食、3C数码等商品,美元价格还是不变,但本国货币计价的价格会大幅飙升,从而给整个国家带来输入性膨胀,最后转嫁到每一个老百姓的身上。
美元贬值有什么坏处?
世界经济形势对我国发展的影响:
一、金融危机加快世界经济格局变迁,有助于我国话语权的提升
金融危机爆发前,美英德法意日加组成的七国集团(G7),由于囊括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协调经济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对发达国家,也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金融危机作为分水岭,二十国集团(G20)首脑峰会为标志,G20逐步取代G7,开始在协调全球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以前,G7成员国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们坐在一起就可以对全球经济“发号施令”,如今不行了,越来越多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已经紧密地融入到全球国际分工链条当中。传统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在相对减弱,新的力量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没有这些新兴力量的参与和支持,很多全球经济问题根本就解决不了。
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的地位、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提升,比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重要机构的一些高级职务由中国人来担任;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发言权已有较大跃迁,基本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外围到核心、从配合讨论到参与决策的角色转变。当然,这一过程是比较曲折艰难的,需要经过不懈努力,才能继续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二、大宗产品价格走低有利于我国改革发展
近期,黄金等贵金属价格出现大幅暴跌,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出现了稳中趋跌的态势,这里面固然有国际游资炒作、地缘政治风险以及美元指数变化等因素的作用,但从基本面来看,刚需不足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增速普遍放缓,暂时告别了高增长期,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全球经济的低迷,必然造成大宗商品需求的下降,价格回落应该是迟早的事儿。由于我们是石油、铁矿石等主要大宗商品的进口大国,东西便宜了,我们进口开支节省了,企业的能源原材料成本随之降低了。
过去几年,新兴经济体出现严重通胀,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起的,当前价格下降也使过去饱受困扰的输入性通胀压力有所缓和。另外,长期以来,在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下,我国资源性产品的价格被压低,虽然在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改革没有到位。当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降低,国内的通胀也相对温和,为加紧推进这方面改革提供了较好的空间。我国应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切实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手段在资源配置和淘汰落后产能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三、外需收缩和摩擦增多等因素直接冲击我国出口
世界经济复苏动力明显不足,国际机构一再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包括寄予厚望的美国经济,增速从1.9%下调到1.7%。一直以来,信用卡和与之伴随的借贷消费模式风靡美国,而金融危机则给美国民众的消费理念带来巨大冲击,3年内约有500万个美国家庭关闭了信用卡账户,再加上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人还不敢大笔消费。欧洲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各国财政紧缩,如希腊,过去3年,经济萎缩了1/5,民众生活水平下降了1/3,一半的年轻人没有工作。美欧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他们的日子难过了,买我们的东西就少。以前我们出口增长一般都是每年20%多,现在很难保持两位数,去年是7.9%,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力争增长8%左右就不错了。
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经济增长快,贸易增长也快,经济增长降下来,贸易增长也降下来。2012年全球贸易的增速只有2.5%,低于过去20年平均水平的一半。根据WTO预测,2013年全球贸易增长也只有3.3%。最关键的是,每当世界经济处于扩张期,主要发达国家就会积极倡导自由贸易,而当世界经济处于低迷不振的时候,主要发达国家就会祭出贸易保护的大旗。2012年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头就比较猛,我国共遭遇21个国家发起的77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27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1.6%和369%。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市场需求减弱、竞争加剧,各国贸易政策愈加“以自我为中心”,各种贸易投资壁垒明显增多。今年以来,我国遭遇的贸易保护更是由传统制造品扩大到光伏等新能源领域,使得我国新能源行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呈现常态化、复杂化趋势,贸易摩擦将贯穿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全过程,应对贸易摩擦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四、热钱大进大出加大我国金融风险
热钱,又称游资或叫投机性短期资本,是为追求最高报酬以最低风险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迅速流动的短期投机性资金。热钱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牟取暴利,它在国际市场上兴风作浪,翻云覆雨,快速进出市场,制造狂热气氛,然后在高价位时悄然出货套利而走,掠夺巨额财富,甚至引发金融乃至经济危机。
现在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都在想方设法救助经济,推出量化宽松甚至超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的货币在全球大规模流动。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一改2012年相对平稳的态势,出现急剧攀升,其背后有大量国际热钱流动的因素,特别是造成短期内人民币快速升值,给我国出口行业等带来巨大压力。2013年1至5月,我国有4000亿元左右来自于境外热钱流入。热钱大规模流入使得我国外汇占款被动投放压力大增,前五个月我国外汇占款投放高达1.58万亿元,是上年全年的3.2倍。热钱主要为追逐利差、汇差,人民币1年期存款利率达到3.5%,大大高于近乎零利率的美元,或购买银行的理财产品。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近2%,特别是前5个月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高达5.6%。
热钱“有进就有出”,近来对美国提前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逐渐增强,热钱开始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撤退。这意味着投放到市场上的人民币规模相应减少,6月底所谓的“钱荒”,与此也有很大关系。热钱的快进快出,不仅造成较大金融风险,而且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造成了很大压力。热钱来时有冲击,走时也有风险。
五、全球贸易格局变化带来严峻挑战
在WTO的日程表中,多哈回合谈判始终是一项重要工作。但原定3年的谈判期限一拖再拖,如今已进入第12个年头,而且由于各方不愿妥协退让,多哈回合几乎成为“鸡肋”,谈判前景不被看好。
与多边谈判陷入僵局相比,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双边谈判大有取代多边之势。奥巴马政府已经在全面推动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近期又启动了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无论TPP,还是TTIP,其目的是重塑新的贸易规则,重掌国际贸易领导权,谈判排除的都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其咄咄逼人之势溢于言表。TPP协定对我国经贸的影响已经非常明显,如果欧美之间达成协议,将成为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美欧关税降至零、覆盖世界贸易量的1/3、全球GDP的1/2。很大程度上,TTIP将改变世界贸易规则、行业标准,挑战新兴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间的准贸易联盟。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将被彻底边缘化。这样对我们来说,在制定新的投资、贸易等规则的时候,我们无法参与,欧美贸易和投资标准的提高,促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不得不进一步进行新一轮改革。
六、创新竞争力有被拉大的风险
金融危机后,为了重振本土工业,美欧等发达国家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推出了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鼓励科技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和措施。然而,面对全球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我国创新能力不足,与欧美发达国家在高端技术领域的差距面临再次被拉大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外资带来了大量中低端技术,促进了我国技术进步。由于当前我们制造业的一些传统比较优势在丧失,比如,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成本呈显着上升趋势;随着房价的飙升和城市建设的大规模推进,土地成本大幅提高;近年来人民币累计升值超过30%以上,我国出口价格优势不再;雾霾天气等使得老百姓对环保的要求日益提高,制造业环保成本大幅增加等等,一些跨国企业开始从我国回流到本土,或转战东南亚等地寻找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市场,外资流入我国速度开始放缓,技术引进步伐也相应放慢。当然,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中低端技术,需要更多的高端技术,而高端技术欧美国家从来都是严格封锁的,我们引进不了,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之路。
对于美国而言,美元贬值有利于刺激出口,推动经济增长,并促进贸易逆差的改善,但对于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而言,美元贬值导致的国际货币体系初步紊乱和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将加大整体风险。对于此前由于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而没有受到次贷风波直接冲击的中国而言,美元贬值正通过三种渠道对中国金融生态造成负面影响。而且,鉴于金融风险传染比之实体经济冲击更为快速,美元贬值对中国汇率制度改革、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形成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
(一)美元贬值不利于人民币汇率结构优化
在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三原则指导下,近三年来中国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美元快速贬值加剧了汇率结构内部失衡问题,2007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6.9%,对日元升值2.44%,对欧元贬值3.75%,这表明人民币汇率形成未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均衡汇率的变化趋向。虽然人民币汇率是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但美元汇率与人民币汇率的联系依旧较为紧密,美元的跌跌不休实际上为人民币对其他货币双边汇率有效决定形成了掣肘,这不利于汇率市场中真实供求关系的形成。
此外,对非美货币贬值虽然有利于中国外贸多元化发展,但由于全球外汇市场在此轮美元贬值中显现出高度波动性,这种多元化路径较为脆弱,一旦欧元价值理性回归,中国贸易有可能在结构反复中遭遇更复杂的汇率风险。
(二)美元贬值可能冲抵中国货币政策效果
汇率对全球物价稳定的结构效应很容易被市场忽视,实际上这却是决定各国货币政策互动、通胀成本分摊的重要因素。自次贷风波爆发以来,美联储为挽救市场信心、缓解信贷紧缩、刺激经济增长连续大幅降息;而与此同时中国监管层基于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可能依然存在及通胀压力增大,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搭配进行了一系列紧缩性操作。目前大部分市场人士都将目光聚集在美联储政策冲抵次贷影响的作用发挥上,实际上,无论伯南克的宽松政策能否挽救美国经济,其外部效应都不容忽视。
从两国物价指标的最新数据来看,美元贬值为通胀风险的国际转移创造了渠道。2008年3月14日公布的美国2月CPI环比不变,同比增长4.0%,均低于预期水平;而之前3月11日公布的中国2月CPI同比上涨了8.7%,创10多年来的月度涨幅新高。根据3月12日公布的中国金融数据,2月人民币新增贷款2434亿元,同比少增1704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为15.73%,比去年末和1月份分别下降0.37和1.01个百分点,“紧信贷”政策初显成效。但同时通胀压力仍在加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通胀中包含了许多不可控的外部因素,美元贬值引发了国际商品市场的价格飙升,加大了全球通胀压力,从而恶化了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外部金融生态。
美联储一系列宽松货币政策并没有带来通胀这个货币现象,而中国一系列从紧货币政策却未能迅速抑制物价上涨,如此态势部分可归因于美国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弱势美元向外而非向内释放了通胀风险。
(三)美元贬值不利于中国资产价格的理性形成
由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基础结构仍在完善之中,资产价格的形成受到诸多因素的复杂影响。而美元贬值通过三种渠道给中国市场带来了潜在冲击:第一,美元贬值通过汇率渠道减小了中国外贸企业的盈利空间,使得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缺乏强劲的物质基础;第二,美元贬值通过打击经济信心给欧美股市造成了较大拖累,而国际联动性不断增强的中国市场也受到了跨界传染;第三,美元贬值通过加剧全球流动性过剩给中国市场带来了跨境资本流动加剧的风险,弱势美元背景下,缺乏稳定投资场所的全球资本在差异度较大的各类市场频繁出入,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之一一直受到国际资本的高度关注,这大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使得中国资产价格形成受到较大不确定性的影响。
总之,美元贬值正向外输出金融风险,不管是不是美国刻意为之,中国都应该高度关注美元贬值的影响,并对美元汇率的未来走向形成理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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