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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起飞的时代，人力资源绝对是经济增长的主体力量。目前，各国政府都意识到人力资源是战略资源，是科学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和主要推动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古人朴素的教育观便蕴藏着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及长期性等思想。可以说，一个国家是否重视人力资源及其所选择的人力资源开发的侧重点都决定了该国在未来的综合竞争能力。因而，惟有把人力资源开发提升到战略地位，制定适应于本国国情的战略规划、营造有利于人力资源成长的良好氛围才能争夺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然而，意识到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重要性仅仅是竞争时代获取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除此之外，竞争优势的获得还需要合理选择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美国就是采取培养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通过采用不惜招聘人才、灵活就业政策、市场导向的教育培训、详细的职业分工、高激励措施手段开发人力资源使其取得了一次又一次重大突破，在27个关键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而确保了其经济霸主的地位。不过，简单地认为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数量越多越好，比例越大越好，这种观点也是有失偏颇的。不同的经济增长状况，总是要求不同的人力资源质量与之相适应，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选择不能脱离现实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水平。例如，韩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曾出现过人力资源质量过高而造成浪费的现象。1979年韩国四年制学院和大学毕业生中，约有30%的人从事并不需要受过大学教育的职业。人力资源开发战略选择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我国是一个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国家，制定适合我国实际国情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必须以此为落脚点。虽然在北京及东南沿海城市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基本完成，甚至有些城市还具备了某些后工业化的特征，但是在广大的农村、中小城市，经济发展还是处于欠发达状态的，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更是当前举国上下倍加关心的问题。因此，围绕当前实际情况所制定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必须切合实际，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
制定开展以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必要性具有四点：
中国的国情要求当前的经济战略是在农村城镇大力发展制造业
中国目前一方面要尽快尽量发展新经济，但是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制造业，这是由中国今天的国情所决定的。中国人口13亿，绝大多数在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一直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现在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大幅度增加。中国目前的农业生产基本上是粗放型与原始劳动型的，强度大，成本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根本无法与西方国家的农业抗衡。因此，中国应该及早进行农村人力资源的转移开发与深度开发。实际上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制造业的中心。据有关人士分析，目前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已经超过“亚洲四小龙”，是世界上仅次于日本的制造中心。
如果说，与上个世纪60年代的经济发展观相对应的工业生产方式是大型工业企业的规模制造，然后把标准化的制造业产品销往国内外市场，那么跨国公司则是把许多消费品，机械设备部件的制造过程分解成若干专门化的制造任务，分散到其他低工资成本的国家去生产，形成了国家之间的专业化经济分工。如果我们在农村或小城镇大力发展制造业，那么当前发达国家的制造中心就会进一步转移到我国，许多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就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我们国家。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带来对我们国家投资的大幅度增加。这样将产生三方面的好处：第一，我们利用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多的优势将可以引进大量外企投资；第二，就业机会的大量增加将可以解决当前政府的就业压力，引导城市剩余的人力资源向农村或城镇转移；第三，开发了农村人力资源，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必然拉动内需，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真正实现小城镇大战略的治国方略。否则，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将难以解决。
中国发展的高科技产业 同样需要职业技术人才的支持
未来的经济，是高技术的经济，是知识性的经济。我们要优先发展计算机，通讯网络，生物技术，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医药保健，房地产业，航空航天以及军事技术等新兴产业，要在那些重要的高科技产业的制高点上，有我们中国的一席之地。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做一个制造业的大国，这虽然可以发挥我们的人力资源优势，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但是我们将可能因此始终步发达国家的后尘，永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发明创造，有自己的高科技，有自己的科学研究，为将来成为一个科技大国做准备，打基础。50年后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发明大国与科技强国的战略转移。
然而，要在城市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与职业化服务业，同样需要我们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因为高科技必须通过一定的生产工艺，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否则高科技只能是实验室的科研成果。高科技的发明与创造，需要高素质的创新人员；高科技的转化与生产工艺的掌握，需要大量的职业技术型人才，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世界人才争夺大战中 职业技术人才是中心
早在上个世纪末，全球高级职业技术人才的争夺大战就已经很激烈。2000年美国各行业创造了160万个信息技术岗位，但大约一半的岗位找不到合适的人才，日本今后七年，高新技术人才短缺160～445万，欧洲明年短缺信息技术人才60万，其中德国短缺7.5万。德国已开始紧急职业训练计划，希望到 2005年前训练25万名高科技人才。但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为了解决严重的人才短缺问题，发达国家采取“短、平、快”的方式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抢人才，挖人才。
发达国家的发展空间已经很小了，企业在本土已无什么发展潜力，而中国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西部要达到东部的水平足足还差20年的高速增长，可见中国的市场有多大。外企来中国，会带来资金、技术，但不可能带来很多职业技术人才。他们从本土带来这些人才成本很高，而中国的人才物美价廉，这也是外企看好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毫无疑问，外企所需要的大量高级职业人才要从中国本土产生，而国有企业将是首先掠夺的对象。国企是职业技术人才的重要聚集地，人才素质不错，但很多国企不景气，待遇差，面临严峻的人才危机。国有企业中的弱势者，将首当其冲。在人才争夺中，国企中那些已经干出成绩，处于关键岗位的高级职业技术人才将成为争夺的主要目标，他们的流失将对国企带来严重影响，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因此把国企的这些职业技术人才堵住不让走呢？显然，这是行不通的。原因有二：一是现在的市场是开放的，很多外企用人不要档案，想堵是堵不住的；二是即使把这些人才堵住，外企得不到所需要的职业技术人才，那么，他们在中国将难以发展。
入世后最短缺的人才是 高级职业技术人才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有人问目前最为短缺的是什么样的人才，是具有本科学历以上的高素质人才？是精通多学科多专业的复合型人才？是具有创新开拓的管理型人才？是既懂外语又懂专业的双向型人才？显然这些人才都是市场所需要的，但是从国内外有关专家的预测来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最为短缺的人才中，除高质量的管理人才外就是高级技师。深圳统计发现，大学本科人员的失业率为5.4%，而技术工人的失业率为0.5%；硕士毕业生在深圳的月收入大约是5000元，而高级技工的月收入为6600元，青岛市某外企出年薪16万元的高价四处寻找，竟找不到一位高级模具工！然而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中专技校与高等职业学校的学生，不但数量少而且质量很差。据北京市政府督导室有关专家测验，国家级职业中专学校达到9年义务教育最低水平的学生只有7%。因此,如果中国不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快培养高级技术工人的步伐，那必将影响西方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和在中国发展，同时也将影响中国工业产品在世界上的竞争力。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大大加速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因此，中国在新世纪的世界经济分工体系将中扮演什么角色，自然成为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无论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向看，还是国内经济发展的要求看，中国在新世纪最初的20年内定将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发展成为制造业强国，成为世界级的制造业中心之一。一、世界经济展现的历史机遇先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看，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两个重要发展趋向，一是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另一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的进程，这二者结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制造业生产基地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和转移的另一个重要历史趋向。中国便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势必发展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由18世纪产业革命开创的世界工业化进程，在二三百年间铸造了一批工业化国家，至20世纪末全世界200多个国家中有64个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其间，英国、美国、日本被先后铸造成历史上知名的“世界工厂”。20世界60年代后一些主要发达国家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和信息化时代，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另方面，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食品等)、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产业日益衰落，有的沦为“夕阳产业”，不少企业转移到国外，特别是一些一般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结果，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第二产业的比重，特别是制造业的比重持续下降。例如，在1970-1992年的二十多年间，美国的这两个比重分别从32%降到26%和从25%降到18%；在英国分别从44%降到32%和从33%降到20%；在日本则从47%降到42%和从36%降到26%。对于后工业化社会来说，第二产业和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会从过去工业化高峰时期(60%左右)降下来，是合乎规律的发展，但未动摇美、日、英等作为制造业强国的地位，倒是与制造业向发展中地区转移的历史性潮流密切有关。在这历史性的产业转移潮流中，跨国公司起着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主体的工业化进程。为了与以发达国家为主体历时二百多年的第一轮世界工业化进程相区别，我把这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工业化进程称之为第二轮世界工业化进程，或迟到的世界工业化进程。这些国家和地区过去长期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只是在战后获得政治独立后才从60年代起纷纷自主地推进工业化。例如，东亚发展中地区在70年代腾起了“四小龙”，被世人称之为“新工业经济体”(MIES)；随后东盟和中国也从80年代靠加速工业化而实行经济“起飞”(takeoff)，并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997)以前的20年里分别取得了7%和9%的年平均增长率，创造出“东亚奇迹”。工业化的进步，使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例如，在1970-2001年间，印尼的农业和工业在GDP中的比重，分别从35.2%降至16.2%和从28.0%增至36.0%；泰国的农业和工业比重，则分别从30.2%降到8.0%和从25.7%增至44.0%；菲律宾的农业和工业的比重，分别从28.2%降到20.1%和从33.7%增到34.0%。马来西亚的农业和工业的比重，在1980-2001年10年间，分别从22.9%降到8.2%和从35.8%增到43.1%。中国GDP中农业的比重在1970-2001年间从35.22%降到15.23%，工业的比重要同一时期从40.49%增到51.15%。总之，农业比重下降和工业比重上升，正标志着东亚发展中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工业的增长中主要部分来自制造业。值得强调指出的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是跟一些发达国家在这个地区进行产业转移(主要是制造业)相结合的，一些日益失去优势的制造业先从美国和日本转移到“四小龙”，再从“四小龙”转移到东盟和中国。60-70年代进行纺织、服装等产业的转移，80年代进行家用电器、化学工业的转移；自90年代起，日本对东亚投资的增势有所减缓，而美国对东亚的投资增加较快，特别是在该地区发展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零部件或组装的加工工业。正是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自主的工业化进程跟发达地区制造业的产业转移相结合，才有可能在像东亚之类有发展中地区铸造出地区性或世界性的制造业基地(中心)来。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角度看，这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第二轮世界工业化进程，有其历史造成的结构性缺陷：(1)作为工业化进程主导产业的制造业，如果说在传统工业化时期曾代表当时科技含量最高水平的产业，而今代表当今科技最高水平的产业则是高新技术产业，而非制造业。如今第二轮世界工业化进程所铸造的世界制造业基地或中心，已失去了当年“世界工厂”的瑰丽光环，它们在科技和经济水平与垄断高科技产业的主要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差距。(2)就制造业的自身发展言，它的发展与强大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有科技开发力量为之开道，二是要有强大装备制造业为一般制造业作支撑。当年发达国家就是靠这两大条件来推行工业化的。如今，发展中国家都是在科技开发力量薄弱和装备制造业滞后的条件下推行工业化的。即使像现已堪称制造业大国的中国，也严重受制于这个历史造成的结构性缺损(这一点本文后面将进一步阐述)。在这种经济结构制约下，制造业即使可以做大，却难以做强。即使有大量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但转移的多系一般制造业和一般技术。只有发展本国的科技开发力量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强大的装备工业，才能把一个制造业大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强国或世界级制造业基地。并不是所有推行工业化的国家都能建成世界级制造业基地(或中心)的，正如同几十个工业化国家中只有几个曾在历史上成为“世界工厂”。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在本世纪最初的20-30年最早成为这样的新的世界级制造业基地(或中心)之一，因为，中国具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难以具备的优势条件。这些条件是：(1)中国已是世界第四位制造业大国，其制造业规模居发展中国家的首位；(2)中国还是贸易大国，居世界贸易第6位，还有支持制造业发展的广阔的国内市场；(3)近几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2年吸收外资超过美国而居世界首位；(4)工业基础设施(如电力、交通、通讯等)较雄厚；(5)已建立起包括部分高新技术在内的多门类的工业生产体系，尽管技术基础虽较薄弱，但工业本身配套能力较强；(6)劳动成本低，而且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大，每年有上百万名理工大学毕业生，有40多万名国外留学生；(7)有从沿海到西部可供制造业梯度延伸的广阔空间。中国的上述优势条件，跟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的历史趋势相结合，势必给中国铸造世界级制造业基地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机遇。关键在于我们要认清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牢牢把握住这个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国内外有利条件，履行我们的历史使命。二、我国工业化历史性任务的要求我国处在从二元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变时期，工业化乃是不可能超越的历史性阶段；但我国在当代历史条件下走的是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我国工业化进程在过去几十年间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一次产业在GDP的比重已降到15.23%，二、三次产业的比重增到51.15%和33.62%。按联合国工发组织(UNIDO)的研究，二产在GDP中所占比重达40%-60%者为半工业化国家，我国目前应属于半工业化国家。据统计，我国有63.9%的人口居住在乡村，而在全社会就业结构中一产占50%。以占全国一半的众多从业者只创造15.2%的商品性财富，供养着60%多的人口。这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三农”问题的解决，主要应从农业、农村之外找出路，即从工业化或与之相联系的城市化中找出路，就是靠发展制造业、基础产业、服务业以及其他非农产业，把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出来(诚然农业自身的技术改造及发展也必不可少)。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估计，2000年我国约有1.4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2.45%。另据分析，在未来20年里我国如保持年均7-7.5%的GDP增长速度，届时一产(主要是农业)在全社会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将可从目前的50%降到30-32%，即下降18-20个百分点，即将有1.4-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去，被制造业、基础产业、服务业及其他非农产业所吸收。同时，若以年均7-7.5%的经济增长计，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值额比重可望年均增长0.70-0.75个百分点。这样，二产在GDP中的比重可从目前的51%增到2020年的64%左右，达到国际公认的工业国所要求的指标。这是工业化所要实现一项重要历史性任务。另一项历史性任务，就是强化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结构，即建立强大的科技开发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科技发明的物质载体，是驱动制造业乃至整个工业向前奔驰的发动机。我国的装备制造业已有一定基础，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较为雄厚，但毕竟技术基础薄弱，滞后于制造业发展的需要。据最近出版的一专题著作深刻指出，我国“装备制造业所存在的许多问题中，最根本的是技术开发力不强和制造加工质量水平低这两个问题。过去我们为了发展装备工业，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做了很大努力，如技术引进，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等，但效果不是很理想，某些行业与先进水平的差距反有拉大之势。”另一份调研报告说，“我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居世界第4位。……从总量上看，可以说我国已成为世界装备制造业大国。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造’的装备时，却发现了更多的却是‘本国身体，外国脑袋’。我国工业总体装备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20-30年。”这个情况值得令人反思。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一是我们主要热衷于引进技术和设备，但在吸收、消化、创新方面投入不够，导致自主开发能力薄弱；二是外国企业对一般技术可以转让，但对核心技术严加限制，即使已在华投资设厂甚至设立研发机构的外资企业也紧紧抱住“专利权”不放。据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举例说，1998年我国国内各类工业企业计797万多家，仅有3%的国内企业(即2474家)申请发明专利，共申请专利2480件，而美国一国在华企业就申请专利5433件，日本在华企业共申请专利7588件。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开发方面的差距以及外国企业对技术严守情况于此可见一斑。这就越发显现出建立和壮大我国自主的科技开发力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无论是把我国的二元经济建设成为现代经济，还是强化我国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我们都必须通过工业化阶段来完成这个历史性任务。把我国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建设为一个制造强国，成为世界级制造业基地之一，便是我国完成工业化这个历史性任务的必然结果。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尊重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个工业化历史阶段不可能超越，时刻都要记住工业化阶段所要完成的历史性任务，特别是要把上亿农民转移出来；但我们反对机械唯物论，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沿着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走上几百年，不必要等到工业化完成之后才搞信息化，而是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应该走一条既尊重历史规律又结合我国国情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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